“要加快贸易相关领域数字技术的研究、创新和突破，要利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场景重塑贸易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企业链，让数字技术真正在贸易领域形成生产力，开发出新的增长点。”

2022年，我国外贸实现了在复杂环境中的稳中有增。其中，中小微外贸企业收款量不断增长，竞争力稳步提升。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外贸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打破线下交易的不便，高效匹配买家，同时提升运营管理效率、降低贸易成本。

数字化升级是必然趋势

疫情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同时加速了国际贸易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数字技术和数字交易方式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贸易数字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

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额为2947.6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44.5%，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19.5%，成为链接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测算，到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超过4000亿美元。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升级是国际贸易的必然发展和变革趋势，数字技术和传统贸易的融合，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基础上，推动了贸易的纵深化发展，催生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是提升我国贸易竞争力，重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重要举措。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了贸易数字化水平的表述，2020年成立贸易数字化专委会，2021年《“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首次把“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列为“十四五”规划十项重点任务之一。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已经在大型企业和政策层面开始应用，比如当时推行的“金关工程”，事实就是早期贸易数字化的前身，不过当时主要集中在政府对贸易家监管、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客户交换数据上。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让众多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开始广泛参与到贸易数字化的过程中，各种贸易推广和交易平台陆续出现，以及新冠疫情的暴发，让贸易数字化进入到了纵深融合的阶段。

当前阶段贸易数字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贸易的创新融合，贸易企业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产业服务向着生态化方向发展。其思维逻辑从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传统的客户开发、企业经营转变成了利用平台网络效应和长尾效应，加速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

企业的贸易数字化转型，是当前疫情常态化，市场格局变化、市场竞争激烈下的必然选择。疫情下，作为贸易数字化组成部分的跨境电商交易额每年以至少30%的速度增长，全球贸易数字化渗透率不断增加，给贸易数字化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就行业和企业自身而言，数字化过程需要的人才、技术、场景设计是当前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基本和关键的因素，其中部分要素受发达国家的牵制较大，同时企业生产要素更迭，整个企业经营方式、模式的新旧对接和创新，也将是一项复杂和渐进的进程，这需要连续且稳定的资金流支撑。

除此之外，在国内，数据的跨境流通、贸易的跨境支付等都面临着政策和法规限制；国际上，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在谋求数字贸易多边规则的制定主导权，以谋求数字贸易利益。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着多方的压力。

贸易数字化是深入到产业链、企业链和价值链的产业革命，让对外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企业链实现了升级和重构，是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推动贸易数字化的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两大要素：人力资本要素和数字要素。数字要素作为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需要加快贸易相关领域数字技术的研究、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要加速数字技术和贸易活动的深度融合，利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场景重塑贸易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企业链，让数字技术真正在贸易领域形成生产力，开发出新的增长点。

同时，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还需建立与之匹配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数字人才的储备，积极引入相关的专业人才，比如运营、数据存储与处理人才，同时还应该通过职工培训、职工福利等政策保留现有人才资本，打造高质量的人才队伍。

此外，更需要完善贸易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与产业上下游有效的数字化对接，比如物流行业、金融行业，融资渠道的拓展，数字支付的实现，都是贸易数字化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不同于传统的产业价值链，贸易数字化生态体制的构建，不仅强调企业上下游纵向协同合作，也更加注重企业的横向依赖和合作。

我国产业数字化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可以看到，我国跨境电商已经开始突破原有的那种“买全球”“卖全球”仅限于交易和营效的基本思维，着眼于构建跨境电商的生态体系，不仅与上游供应链和下游服务商合作，还增加了许多横向服务的环节，形成了企业自身独立的私域流量和私域生态体系，让其在竞争中具有稳定的市场地位和强有力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