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贸易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到2030年数字技术将促进全球贸易量每年增长1.8～2个百分点，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将从2016年的21%提高到25%，以数字贸易为核心的全球贸易竞争格局正在重塑，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争夺日益激烈。

CPTPP作为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更侧重于提高数字贸易规则水平，其数字贸易规则框架既延续了电子传输免关税、个人信息保护、线上消费者保护等传统电子商务议题，又创新性地引入跨境数据流动、计算设施本地化、源代码保护等较具争议性的议题，还为多项条款预留了回旋的空间如设置例外条款等。

DEPA则以电子商务便利化、数据转移自由化、个人信息安全化为主要内容，并就加强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规定。

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但从整体上看，中国数字贸易产业尚未形成规范化体系，存在法规制度不尽完备、头部企业参与不足、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统计方式仍未统一、监管模式需要创新等问题。此外，数字贸易带来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在研究数字贸易战略布局的关键时刻，承担国家使命的自贸试验区更要勇立潮头，将加快试行CPTPP和DEPA的数字贸易规则当作一项新的任务，积极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为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谈判、形成数字贸易中国方案积累经验。

一是构建适应国际数字贸易发展的法律体系。建议参照全国经济特区在法治、税制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予以一揽子授权，首先加快海南自贸港、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各项相关法律的单独立法，保障改革创新于法有据，建立健全独特的法治体系。对照CPTPP和DEPA条款，结合数字贸易的实际需求，对产品版权、防盗软件、源代码开放、数据流通、信息保护、数字交易、不正当竞争、保守商业秘密和数字化产品税收等行为设立详细而明确的规范要求，完善适应国际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创新需求的国际经贸新规则。

二是打造数字贸易开放创新体系。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IPv6、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际互联网交换中心，构建起安全便利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加强数字信任安全底座建设。另一方面，培育数字贸易企业。重点发展云服务、数字内容、数字服务与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产业，大力吸引和培养数字贸易龙头企业，鼓励数字贸易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数字贸易行业的产业群，加快形成数字贸易发展新高地。

三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上海、海南等自贸试验区（港）已经试点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应基于此，进一步确立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为中国在全球开展互认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奠定基础，进而推动中国的行业标准成为国际或区域性的标准。

四是构建全要素多层次智慧监管体系。提升政府部门的数字化治理水平，完善多层次、全要素完整的监管架构，建设涵盖商务、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的智慧监管大数据平台，制定联动处置应急预案，以跨部门和平台化的方式开展工作，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数字贸易进行实时的风险评估和梯度管理，不断完善智慧监管体系。

去年中国申请加入CPTPP，彰显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意义就如同“二次入世”。当下，世贸组织面临着极高的改革呼声，其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功能之一即解决贸易纠纷争端，但由于部分国家的阻挠而无法发挥正常作用，被逐渐边缘化。因此，在申请加入CPTPP之际，我们应高度关注争端解决机制，与国际最高水平接轨，让这一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目前，CPTPP在争端解决方面可能引起与中国现有法律之间争议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管辖争端。CPTPP第28章限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规定极易与中国诉讼法、国际法中的专属管辖、属地管辖、属人管辖等规定内容产生冲突及法条解释论层面的争议。二是上诉争端。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不同，CPTPP取消上诉机制，但各国目前都拥有错案纠正制度，会形成某一主体在中国法律体系内胜诉但在CPTPP框架下却败诉的相互矛盾的局面。三是其他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争端解决环节中CPTPP作出的其他创新性规定可能会导致司法救济系统的紊乱，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